在中国道教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全真道龙门派以其严谨的戒律和深厚的教义传承，衍生出诸多支派，共同构成了道教文化丰富多彩的图景。霍山派便是其中一支颇具特色且与北京白云观渊源极深的支脉。

一、 霍山派的创立与开山祖师张宗璿

霍山派的创立，与一位在晚清道教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宗璿真人密不可分。张宗璿（1812-1887），戒名圆璿，字耕云，号云樵子，系山东登州府福山县（今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他不仅是龙门派的第十九代律师，更是霍山派实际的开宗立派者。

在创立霍山派之前，张宗璿已是河南南阳玄妙观的住持，道行高深，威望显著。同治初年，社会动荡，捻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多次进逼南阳。张宗璿凭借玄妙观的实力与影响力，积极协助清军守卫南阳城。事平之后，清廷为表彰其功绩，特颁赐玄妙观一部珍贵的明版《道藏》。这一殊荣不仅是对其护城之功的肯定，更极大地提升了张宗璿在官方与道教内部的声望，为其日后弘法传教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基于门下弟子日益增多、法脉兴旺的局面，众弟子叩请以张宗璿名讳中的“宗”字作为法脉传承的第一代号，这标志着霍山派作为一个独立支派的雏形开始形成。

二、 赴京传戒与白云观的法缘

同治六年（1867年），张宗璿为领取朝廷赏赐的《道藏》而赴北京。此行成为霍山派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当时，全真道“天下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的道众，久仰张真人之名，集体叩请其留驻白云观，并担任方丈，开坛传戒。

张宗璿接受了这一请求，于白云观升座为方丈。光绪甲申年（1884年）秋，他再次赴白云观传法，进一步巩固了霍山派与这一道教中心圣地的联系。在白云观期间，一位重要人物拜入其门下，即刘得印。刘得印获赐道名“诚印”，道号素云，他便是后来承继霍山派法脉的第二代传人。

据《白云观志》记载，同治十年（1871年），张宗璿在白云观开坛传戒，刘诚印前往受戒，并获得戒名“明印”。这次传戒活动规模盛大，刘诚印本人曾为此次传戒募捐五千余金，受戒者达三百余人，可见当时霍山派影响力之巨。张宗璿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仙逝后，便将法脉正式传予龙门派第二十代律师刘诚印（素云）真人。由此，刘诚印真人兼具龙门派第二十代律师与霍山派第二代传人的双重身份。

三、 派字诗与教义传承

一个道派得以确立和延续，清晰的派字谱系至关重要。《诸真宗派总簿》中完整记载了霍山派的四十字派诗：

“宗诚信崇绪，修善法欤超。慧传千士，智慧贯天高。耕兴龙门教，静参玄中妙。云度众生戒，万载尊师道。”

这首派字诗不仅为霍山派弟子提供了世代传承的名讳依据，更蕴含了其核心教义思想。从“宗诚信崇绪”开篇，强调了尊师重道、诚信修行的根本；“修善法欤超”点明了积善行德、精进法门的修行路径；“耕兴龙门教”则直接表明其法脉源于龙门派，并以振兴教门为己任；“静参玄中妙”体现了全真道注重内丹修炼、参玄悟道的特色；最后“云度众生戒，万载尊师道”升华至济世度人、严守戒律、将师道永传的宏大愿力。这四十个字，堪称霍山派的精神纲领与传承蓝图。

四、 历史意义与未解之谜

霍山派虽然作为龙门支派存在时间相对集中，但其历史意义不容小觑。

首先，它体现了晚清时期道教法脉在中心与地方之间的流动与互动。张宗璿从地方宫观（南阳玄妙观）走向全国中心（北京白云观），并将地方兴起的法脉带入核心丛林，促进了教义的交流与整合。

其次，霍山派的兴起与清廷的褒奖直接相关，这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道教与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张宗璿因协助守城获赐《道藏》，并由此获得更高声望，说明了当时道教领袖可能通过服务地方社会来获取资源和发展空间。

然而，霍山派的历史也留下了一个显著的空白。据现有史料，在第二代传人刘诚印真人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仙逝之后，该派的确切传承谱系便未见明确记载。派字诗虽已制定，但“诚”字辈之后的“信”、“崇”、“绪”等字辈由何人承续，已成为道教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待解之谜。这可能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档案散佚或法脉传承转入隐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