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尸理论的雏形可追溯至汉代纬书中的“三尸”说。《河图纪命符》记载：“人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实魂魄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食人祭醊。”三尸被描述为寄生人体、伺机上告天帝、夺人寿算的邪灵。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进一步明确三尸“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并强调“求仙者必先去三尸”。  

至南北朝时期，《云笈七签》卷八二首次提出“五尸”概念：“消除三鬼，涤荡五神。五神一曰五尸……青尸、赤尸、黄尸、白尸、黑尸。”五尸被视为五脏中的五种死气（浊气），与三尸共同构成人体内的邪魅系统。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指出，三尸与五尸虽名异实同，均需通过“守庚申”等方法祛除。这一理论的发展，标志着道教对体内邪气认知的细化——从泛化的“三虫”到与五脏对应的具体病气分类。

五尸按五行配属五脏：青尸对应肝，赤尸对应心，黄尸对应脾，白尸对应肺，黑尸对应肾。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 生理层面的侵蚀  

《太上除三尸九虫保生经》详细描述了五尸对脏腑的损害：青尸伐人泥丸丹田，致“头重眼昏、发落齿落”；赤尸扰人心腹，引发“健忘少气、烦燥口干”；黄尸克害脾胃，导致“呕逆痰多、虚汗恍惚”；白尸伤肺，使人“咳嗽多痰、喘息无力”；黑尸损肾，造成“腰重脚弱、精滑冷脱”。这些症状与现代医学中的慢性消耗性疾病（如结核、虚劳）高度相似，说明五尸理论包含古人对病理现象的观察。

2. 心理与道德层面的蛊惑  

五尸被赋予“引诱人心”的特性。如《云笈七签》称五尸“能记人过失”，促人贪恋声色、喜怒无常；《抱朴子》亦言三尸（与五尸同源）“好惑五味，贪爱五色”，使人“好作恶事”。这种观念将生理病痛与道德失序相联系，体现了道教“身心共治”的修行观。

为消除五尸，道教发展出一系列修行方法，其核心在于“致生气以消死气”。  

1. 守庚申：抑制邪魅上天告状  

庚申日被认为是三尸五尸上天言罪之时，修道者需通宵静坐不眠，使其无法离开人体。《神仙守庚申法》载：“常以庚申日彻夕不眠，下尸交对，斩死不还……七守庚申，三尸长绝。”此法在唐宋时期盛行，如《云笈七签》收录的“庚申部”专论其术。守庚申不仅是行为禁忌，更需配合存思、叩齿、咒语等内炼功夫，例如《太上除三尸九虫保生经》记载的咒三魂法，通过存想赤气罩身以安魂制魄。  

2. 辟谷与服药：断除邪魅生存根基  

五尸依赖谷气生存，辟谷能断绝其营养来源。《宋史·隐逸传》载陈抟“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以灭三尸五尸。同时，道士常辅以药物，如朱砂、芝草、茯苓等，《普济方》推荐用芒草煎汤沐浴或烧指甲灰吞服，因“三尸闻之自去”。这类方术虽含神秘色彩，但也反映古人对草药祛病作用的探索。  

3. 修德养性：根本性的超越  

《太上感应篇》强调“上士修德以伏之”，认为人若心无恶念、行为端正，五尸便无可谗告。这种思想将道德修养置于术法之上，体现了道教“性命双修”的高阶追求。

五尸理论对中医疾病观产生深远影响。葛洪《肘后备急方》将“尸注”（即五尸所致之病）描述为“寒热淋沥……死后复传旁人”，已认识到其传染性。隋唐时期，《诸病源候论》进一步将鬼注（痤）归为“注病”，指出其“气相灌注”的特性。至宋明，医家逐渐剥离鬼神色彩，如《圣济总录》将鬼注与“骨蒸传尸”并论，提出“诸虫为病”之说。清代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明确批判巢元方“注病三十六种”过于笼统，强调“虫致病”的实质。这一过程显示，五尸从道教的神学概念逐渐转化为中医的病理术语，凸显了医学理论去神秘化的演进趋势。

五尸学说虽带有原始宗教色彩，但其内核是对生命规律的探索。它将疾病归因于内外邪气的交互作用，并通过守庚申、辟谷等方法强化自我调控，折射出古人追求天人和谐的哲学思维。唐代柳宗元在《骂尸虫文》中斥尸虫为“阴秽小虫”，实则是对人性弱点的批判，可见五尸理论亦成为道德修身的隐喻。此外，五尸与三尸、九虫等概念的关联（如《太上除三尸九虫保生经》详述九虫形态），构建了道教完整的“体内生态”认知体系，为后世养生学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