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恶作为法律概念，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制度源于佛教“十恶业道”概念，始见于北齐律法“重罪十条”。在南北朝时期，北齐政权制定的《齐律》系统地归纳出“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隋朝开皇年间，立法者吸收佛教术语，将“重罪十条”改称为“十恶”，并对内容进行了调整：将“降”并入“叛”，增加“不睦”，在“反逆”、“大逆”和“叛”前加“谋”字。

《隋书·刑法志》记载：“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这一变革不仅是对罪名的重新分类，更体现了立法理念的进步——从单纯惩罚行为到兼顾防范犯罪意图。

唐代制定的《唐律疏议》对“十恶”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自此，“十恶”成为历代法典的核心内容，自隋至清的一千多年间，始终被视为不可赦免的重罪。

“十恶”罪名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古代社会对秩序维护的深刻思考。每一项罪名都针对特定危害社会基本秩序的行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伦理保护体系。

谋反、谋大逆与谋叛是“十恶”中前三项，直接针对危害皇权的行为。“谋反”指企图推翻朝廷，历来被视为十恶之首；“谋大逆”指图谋毁坏皇室宗庙、陵寝及宫殿；“谋叛”则指背叛朝廷、投奔敌国。这三项罪名体现了皇权在传统社会中的至高无上地位，任何对皇权的挑战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恶逆、不孝、不睦与内乱四项罪名聚焦于家庭伦理关系。“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不孝”包含对直系尊亲属的忤逆行为，如控告咒骂父母、供养有缺等；“不睦”指亲族之间互相侵害；“内乱”则指亲属之间的乱伦行为。这些罪名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极端重视，将“孝”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不道、大不敬与不义则涵盖了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不道”指违反人道的极端残忍行为，如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大不敬”针对冒犯帝王尊严的行为；“不义”则包括平民杀害长官、学生杀害老师等违反义道的行为。这些罪名维护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基本义务与责任。

从这十项罪名的设置可以看出，古代立法者精心构建了一个全方位保护社会结构的法律体系，将君权、父权、夫权等核心价值纳入法律保护范围。

“十恶”概念的形成深受宗教思想影响。佛教中的“十恶”概念最早指十种会导致地狱、饿鬼和畜生“三恶道”苦报的恶业，又称“十恶业道”。佛教将恶业分为三类：身业（杀、盗、邪淫）、口业（妄言、两舌、恶口、绮语）和意业（嫉妒、嗔恚、憍慢邪见）。

这种道德分类体系为中国传统律法提供了理论支持，当佛教在隋代广泛传播时，立法者巧妙地将佛教术语引入法律领域，使法律条文获得了宗教道德的支持。法律与宗教的结合，使“十恶”不仅成为法律惩罚的对象，更成了道德谴责的焦点。

道教同样对善恶观念有深入阐述。《太上感应篇》开篇即明：“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种善恶报应观念与“十恶不赦”的法律思想相互呼应，形成了古人对善恶行为的普遍认知。道教强调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进行惩罚，这与法律对“十恶”的严厉惩罚形成了双重保障。

在传统社会，对“十恶”罪的处罚极其严厉，并遵循特殊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常赦所不原”——即使国家发布大赦令，犯“十恶”罪者也不在赦免之列。此外，犯“十恶”罪者不得适用“八议”等司法特权。

各朝代对“十恶”的处罚略有差异，但均以严苛著称。唐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皆斩，家属缘坐；明清时期进一步加重，对谋反者凌迟处死，男性亲属皆斩。如此严酷的刑罚，体现了传统社会对维护纲常伦理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十恶”罪名的设置体现了“抓大放小”的立法思想。传统社会将危害政权基础和伦理秩序的行为列为打击重点，而对一般犯罪则处罚相对较轻。例如，盗窃罪在历代均未被列为重罪，最重也不过是流放。这种区别对待的立法策略，使法律资源能够集中用于维护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