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冬，景德镇的空气凝重如瓷坯上未干的釉。太监潘相奉皇命督造的青龙缸屡屡失败，窑工们在苛责与鞭笞中艰难度日。十一月初八子时，年仅三十二岁的窑工童宾，在众目睽睽之下纵身跃入熊熊窑火。次日，龙缸竟奇迹般烧制成功，而童宾的身影已随青烟散去。这位普通窑工的生命戛然而止，却开启了景德镇陶瓷史上最悲壮而辉煌的传奇——陶瓷行业神“风火仙师”的诞生。

明代万历年间，景德镇早已是闻名天下的瓷都。这里的窑火终年不熄，坯房工坊沿昌江而建，日夜不停地为朝廷和民间烧制着精美瓷器。1567年，童宾出生于浮梁里村的一个匠户家庭，按照明代户籍制度，祖籍匠籍，世代从事官窑生产。

童宾，字定新，自幼父母双亡，却聪颖好学。在“投师学艺，执役窑业”的成长道路上，他不仅掌握了精湛的烧瓷技艺，更养成了秉性刚直的品格。在那个“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景德镇，童宾凭借过人技艺和正直人品，逐渐在窑工中树立起威望。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一个艰巨的任务打破了景德镇的平静。太监潘相奉皇命抵达景德镇，督造特大型青龙缸。这种龙缸“直径三尺，高二尺多，外围环绕着青龙，下面有潮水纹”，烧造难度极大。

龙缸烧制本就是陶瓷技艺的巅峰之作，成功率极低。一入窑经高温焙烧，不是变形就是坼裂。早在正统年间，太监王振就曾督造青龙白瓷缸，最终无功而返。潘相深知任务艰巨，到任后便四处招募窑工，但众人“都畏首畏尾，不敢前去应聘”。

这时，童宾挺身而出，担任了“报火”这一关键技术岗位。他和窑工们投入到烧造龙缸的工作中，但现实比想象更加艰难。一批批瓷坯入窑，出来的却是一堆堆瓷片。朝廷催逼日紧，潘相露出凶相，对窑工们鞭笞甚至捕杀。

面对工友们的悲惨境遇，童宾暗下决心。据《里村童氏宗谱》记载，他毅然“以骨作薪，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生命表达对朝廷暴政的抗议。童宾选择赴死的那天是万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八子时，这一年他年仅三十二岁。

奇迹在悲剧后发生。次日开窑，一个“晶亮璀璨的青龙白瓷缸”惊现在大家面前。龙缸烧制成功了，而童宾已化为窑火中的青烟。窑工们“悲喜交加，一个个跪拜在窑前”。

童宾之死激起了工匠们的义愤，全镇掀起暴动，焚烧税署和官窑厂房，潘相只身逃走。这场由工匠自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景德镇历史上罕见，显示出童宾之死带来的巨大震撼。

事后，为缓和民心，官府不得不在瓷工和镇民的强烈要求下，在御器厂东侧为童宾立祠，并号之为“风火仙”，祠名“佑陶灵祠”。童宾的余骸被安葬在凤凰山，而他的精神却开始在窑火中永生。

陶瓷业之所以将童宾尊为行业神，与瓷器烧造的特性密切相关。烧造瓷器，“火借风力，风与火最为关键”。童宾为烧窑献身，自然被看作守护风火之神。瓷工们称颂他为“风火仙师”，他献身的那座窑也被称之为“神窑”。

清代是童宾崇拜发展的重要时期。乾隆年间的督陶官唐英对童宾推崇备至，他不仅重修风火仙庙，还亲自撰写了《火神传》《龙缸记》等文章，称赞童宾的精神“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可以作忠臣之气而坚义士之心”。

唐英还令人将明代落选的损器、已脱底的一口青龙缸，从僧明寺抬到火神祠，筑台高置，并手书“佑陶灵祠”瓷制匾额。这块匾额至今保存，成为童宾信仰的历史见证。另一位督陶官年希尧也撰写了《重修风火神庙碑记》，进一步官方认可了童宾的崇高地位。

童宾的祭祀活动逐渐制度化、规模化。烧窑业定出行规，二十年一届开禁迎神，招收徒工，定升工种岗位，并举行迎神盛会。这种迎神会既庄重又热闹，成为全镇陶人的盛典。

邻近各县的农民、商人和工人家属都赶来观光，一时人山人海，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景德镇有日食“千猪万米”码头的说法，若按迎神盛会的流动人口计算，确实不为过。这一盛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才自然消失。

在陶瓷生产链条中，不同工种的工匠都在童宾身上找到了精神寄托。佑陶灵祠内除供奉童宾坐像外，两边还配有窑厂各工种的神像，“有把桩、托坯、架表、收兜脚、打杂、小手、二手等各脚师祖”。这种完整的行业神体系，强化了童宾作为陶瓷业总体保护神的地位。

时至今日，童宾的故事依然在景德镇传颂。2016年，景德镇人为童宾铸造了十米高的青铜像，视其为景德镇的象征。这座矗立在古窑民俗博览区的巨像，默默注视着千年窑火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