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被尊称为“诗圣”，出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其家世显赫，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祖父杜审言则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修文馆直学士。如此家世使杜甫从小便接受到严格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浸润在浓厚的诗歌艺术氛围中。他晚年曾自豪地认为“诗是吾家事”，这样的家庭环境无疑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杜甫幼年就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他少年时也活泼顽皮，曾回忆“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开元十九年（731年），二十岁的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陶醉于江南秀丽山水与六朝遗风之中。四年后回洛阳参加科举考试落第，但这并未影响他的豪情，随后他北游齐赵（今山东、河北地区），在泰山之巅写下了千古名篇《望岳》。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不仅展现了青年杜甫的雄心壮志，也折射出盛唐文人那种特有的自信昂扬、包容天地的精神气度。

天宝三载（744年），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结下深厚友谊，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会见诗人高适。这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使杜甫的早期诗歌充满了豪迈气势和进取精神，这是盛唐时代气息在青年文人身上的自然流露。

天宝五载（746年），三十五岁的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然而此时恰逢权相李林甫揽政专权，把持科举，他担心草野之士言其奸恶，竟制造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使得所有考生全部落第。

科举之路断绝后，杜甫不得不走上干谒权贵之路，向各方权贵投赠诗篇，向朝廷进献赋作。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即使是令玄宗称奇的《三大礼赋》，也不过是得到一个“待制集贤院”的虚衔。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已困居长安达十年之久，才被任命为河西县尉，后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这段长安困守的经历，使杜甫从盛唐的梦幻中惊醒过来，开始直面社会的黑暗。他亲眼目睹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和百姓的疾苦，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尤其是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千古的诗句，揭露了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

更为惨痛的是，当杜甫回家探亲时，刚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他的小儿子刚刚饿死。作为一位父亲，他心如刀绞；但作为一位诗人，他却能推己及人，想到那些“失业徒”和“远戍卒”，这种超越个人苦难的人道主义关怀，正是杜甫精神最动人的光辉。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成为杜甫人生和创作的重要分水岭。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西逃，长安沦陷。杜甫带着家人加入难民潮，一路避乱，最后在鄜州的羌村安顿下来。听闻肃宗在灵武即位后，杜甫只身北上投奔，途中不幸被叛军俘虏，押回长安。

在被俘期间，杜甫目睹了沦陷后长安的满目疮痍，写下了《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史”名作。其中《春望》一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展现了诗人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杜甫冒险从金光门逃出长安，奔赴凤翔投奔肃宗，被授予左拾遗之职。但他因直言上疏救房琯而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政治上的失意，反而让杜甫更加贴近民间疾苦。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从洛阳回华州途中，亲眼目睹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在新安、石壕、潼关等地，他看到了官府强行征兵造成的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于是创作了中国诗歌史上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些诗篇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冷静、克制的叙述，却字字泣血，句句含悲，因其真实而震撼人心。从此，杜甫的笔不再是个人抒怀的工具，而成为镌刻时代苦难的印章。

乾元二年（759年）底，对时局失望的杜甫弃官，历经秦州、同谷，最终于次年抵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起了一座草堂，即今日著名的杜甫草堂。经历了多年战乱流离后，草堂安宁闲适的生活显得格外珍贵。他写下了《春夜喜雨》《江村》等清新明快的诗篇，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表达了诗人对平静生活的向往。

然而，这种安宁是脆弱而短暂的。一场狂风卷走了草堂屋顶的茅草，紧接着又下起冷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在这困窘中，杜甫却写出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发出了千古祈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不仅是杜甫个人生活的写照，更是一种超越个体苦难的博大胸怀。

永泰元年（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被迫离开成都东下，开始了晚年漂泊荆湘的岁月。在夔州（今重庆奉节）近两年时间里，杜甫共创作四百多首诗，约占全部诗篇的十分之三，诗歌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皆是集大成的巅峰之作，而《登高》更被誉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诗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十四个字，浓缩了诗人半生流离与病痛；“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则展现了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深沉思考。

大历五年（770年）冬，五十九岁的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叶扁舟上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绝笔诗，诗中“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句子，彰显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他的诗歌和精神却永远活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

杜甫的诗歌艺术可以用“沉郁顿挫”来概括。所谓“沉郁”，指的是诗歌内容深广，意境雄浑，以及感情的深沉厚重；所谓“顿挫”，是指表情达意抑扬跌宕，语言曲折有力，音调节奏跌宕起伏。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杜甫个人坎坷的经历以及时代动荡密不可分。

杜甫是诗歌体裁的集大成者，无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还是绝句，他都有卓越贡献。尤其在他的律诗创作中，“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锤炼态度，使律诗这一体裁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他的《秋兴八首》《登高》等作品，展现了律诗艺术的极致境界。

杜甫还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者。他的乐府诗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但摆脱了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如“三吏”、“三别”。这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

在内容上，杜甫的诗歌犹如一部盛唐时代的百科全书。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对立，到“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的赋税压迫；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战乱之苦，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和平渴望——杜甫的笔触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杜甫的精神核心是儒家仁政思想和民本情怀。他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他嫉恶如仇，批判和揭露朝廷的腐败和社会黑暗现象。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牺牲自己来拯救人民的苦难。这种推己及人、心系天下的情怀，正是杜甫被尊为“诗圣”的根本原因。

杜甫的影响跨越时空，经久不衰。从中唐开始，杜甫的影响力愈发扩大，到了北宋中叶，尊杜成了整个诗坛的共同倾向，形成了“千家注杜”的盛大场面。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家无不受到杜甫影响。文天祥更是把杜甫的诗歌作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

杜甫的纪念地遍布他足迹所至之处，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成都杜甫草堂。从大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等多处楹联可以窥见后人对杜甫的景仰之情。郭沫若所题“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精准概括了杜甫与其时代的关系。而清代诗人顾复初所撰“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蟠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则追怀了杜甫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