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河流经的土地上，人们对黄河的依赖与敬畏交织成了复杂的河神信仰。自古以来，黄河被称为“母亲河”，但她也是一条难以驯服的巨龙，既有灌溉之利，又有泛滥之灾。在这种矛盾的情感下，河神信仰应运而生，成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远古的自然崇拜到人格化的河伯，再到明清时期的“大王”“将军”，黄河神祇的演变映射着中华民族与自然相处方式的变迁。

早在先秦时期，黄河之神已出现在文献记载中。《史记·封禅书》记载：“及秦共天下，令调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水曰河，调临晋。” 黄河作为四渎之宗，其神祇地位崇高。最初的河神是自然神，完全来自先民的臆想，或是龙或是鱼或是龟。随后，河神形象逐渐清晰，《史记》引《龙鱼河图》说河神名冯夷，横渡黄河溺水而亡，成为河伯。

01 河神形象的演变：从自然神到人格神

黄河河神形象的演变经历了从自然崇拜到人格化神祇的漫长过程。在早期文献中，河神被视为自然力量的化身，《礼记》有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这是对于自然神较早的阐述。

随着历史发展，河神逐渐被赋予人的形象和性格。据《庄子》《楚辞》《山海经》等书记载，最早的黄河河神为河伯，名冯夷（或冰夷、无夷）。关于冯夷的成神之路，西晋玄学家郭象注解道：“冯夷服八石得水仙，化为河伯。”八石是古代道家炼丹常用的八种矿石，冯夷是服了道家仙丹成仙的。

历代王朝对河神的封赐不断加码，反映出河神地位的不断提升。《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河渎封灵源公。”《宋志·礼志八》记载：“仁宗康定元年，诏封河渎为显圣灵源王。”《元史·顺帝纪》载：“至正十一年加封河渎神号灵源神佑宏济王”。

明清时期，黄河水神的形象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普遍崇信由治水有功者转变的“黄河大王”“河大王”。《敕封大王将军纪略》中记述了6位大王和64位将军，包括金龙四大王（谢绪）、黄大王（黄守才）、朱大王（朱之锡）、栗大王（栗毓美）等。

02 河神祭祀的国家仪典与民间狂欢

河神祭祀既有庄严的国家仪典，也有充满民间烟火气的狂欢活动。清雍正元年，为治理黄河水患，雍正帝敕建嘉应观（又称淮黄诸河龙王庙），这是雍正帝于黄河沿岸修建的第一座也是最大一座河神庙。嘉应观享受清代皇家祭祀河神的中祀之礼，雍正帝在位十三年间，四次御祭河神于此。

祭祀礼仪庄严盛大，程序繁复。神位、祭器、祭品、玉帛牲牢之数，祀期、斋戒、祭服、祝版、习仪、陪祀、乐章等均有定制。遣官致祭名额也有明确规定，《清史稿》记载：“河渎一人”，“将行，先遣官致斋一日，二跪六拜，行三献礼”。

与庄严肃穆的国家祭祀相对，民间河神祭祀充满了生活气息。河南新乡一年一度的金龙大王庙会是民众的狂欢节。会期三天，正月二十八日最热闹为正会。“起会日，全城出动，人山人海。队伍从东校场和大寺两路行进，开山鼓领头，锣鼓喧天，旗海、火铳依次而行”。

在河曲县，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举办河灯会，人们用五色蜡纸制作河灯，到禹王庙祭祀河神，然后将点亮的河灯置于黄河之上。这一习俗最早的记载可见于明万历《河曲县志》：“明弘治十三年，知县李邦彦率众祭奠大禹，放河灯。”

03 地域差异下的河神信仰

黄河流域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河神信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宁夏中卫，“祭河神” 活动与当地引黄灌溉的历史密切相关。中卫市沙坡头黄河河段有一道天然石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美利渠渠口。据《中卫县志》记载，中卫利用黄河水进行自流引灌已有2120年的历史。

清乾隆年间，中卫知县黄恩锡将明代中卫10胜景变更为12景，其中“宫桥新水——祭河神”就是其中的一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黄恩锡筹资在中卫古城西官渠桥建龙神庙及迎水亭、戏台等，并举行盛大的迎水之祭“祭河神”。

而在山西河曲县，河神信仰与“走西口”的历史紧密相连。清代至民国，无数河曲人“走西口”谋生。临行前，亲人会制作“平安灯”放入黄河，祈求平安归来。现存咸丰年间的《灯簿》记载：“一盏灯油尽，千里人未还”。

中原地区的河神庙规模宏大，类型多样。黄河流域各州府、县城多建有祭祀河神的庙宇，黄河沿岸几乎村村有庙，家家烧香供奉。武陟县百分之二十的村名、地名都与黄河相关，河神信仰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04 河神信仰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

河神信仰不仅是一种宗教现象，更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元的社会功能。从文化内涵看，河神信仰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在古代社会，人类对自然力的敬畏和依赖催生了神灵崇拜。黄河河神既是人们恐惧自然力的产物，也是人们试图与自然沟通的桥梁。

从社会功能看，河神信仰既有精神慰藉作用，也有社会整合功能。对普通百姓而言，河神信仰提供了面对困境的精神支撑；对统治者而言，河神祭祀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雍正帝在武陟建造嘉应观祭祀河神，既有治理水患之需要，也有利用河神信仰克服阶级与民族差异、培育共同体意识的考虑。

值得关注的是，河神信仰中蕴含的英雄崇拜意识。明清时期，那些被敕封为“大王”“将军”的河神，多是治水有功的官员或民间人物。清代河道总督任职者132人，被敕封为河神“大王”的仅有朱之锡和栗毓美两位。老百姓通过神化治水英雄，表达了对造福百姓者的崇敬与纪念。

河神信仰还促进了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几乎每座河神庙对面都建有戏台，祭祀活动常伴随戏曲表演。在河曲县，河灯会活动促进了二人台艺术的发展，老艺人创作了代表剧目《走西口》，成为晋、陕、蒙二人台剧目史上的常青树。

黄河流域的河神信仰，千百年来一直伴随着黄河儿女的生产与生活。无论是康熙皇帝在乾清宫柱子上写下的“三藩、漕运、河务”，还是普通百姓在黄河边放下的每一盏河灯，都体现了黄河在国家政治和民间生活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