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时期，一位神秘的学者兼道士成公兴，以其卓越的数学天赋和传奇的宗教经历，成为中古时期知识传播与儒释道交融的关键人物。他既是精通《九章算术》的算学大家，又是被《魏书·释老志》记载为“谪仙”的神秘人物，在真实历史与宗教传说的交汇处，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

成公兴（约363—？），字广明，十六国时期北海郡胶东县（今山东平度）人。据《魏书》记载，他是一位“游遁大儒”，尤其精于天文历算与医药。青年时代，他在前秦治下奠定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前秦是十六国时期最强盛的王朝，一度出现了“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的局面，这为成公兴的学术成长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成公兴的神秘色彩主要来源于《魏书·释老志》的记载。据该书记载，他实为仙人，因失火烧毁仙宫而被罚下界。他化名成兴，自称胶东人，以佣工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这种“谪仙”的叙事模式，既反映了当时道教神仙思想的盛行，也暗示了成公兴可能具有的特殊社会身份或知识背景。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成公兴的身份进行考证，他注意到成公兴字“广明”及胶东籍贯，推测其与天师道存在关联。胶东地区自东汉以来就是天师道的重要传播区域，这一背景为成公兴后来指导寇谦之改革天师道提供了合理的历史语境。成公兴的学问融汇儒家与道家思想，并掌握了随佛教传入的印度先进知识和技术，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融。

成公兴在数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两位重要学者的指导上：殷绍和寇谦之。数学知识的传承在动荡的南北朝时期显得尤为珍贵，而成公兴成为了这一传承链条上的关键一环。

据《魏书·艺术传·殷绍传》记载，殷绍在后秦的伊川（今河南伊河流域）拜师于成公兴，学习《九章要术》。殷绍后来成为北魏初年的方术大家，受到北魏太武帝及太子的重用。太安四年（458年），他在进呈《四序堪舆》的表章中，郑重述说其第一恩师就是胶东人“游遁大儒”成公兴。这一记载不仅确认了成公兴的数学造诣，也表明他在当时知识界享有崇高地位。

更为传奇的是成公兴与寇谦之的交往。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成公兴以佣工身份进入寇谦之的生活。当时寇谦之用《周髀算经》演算日、月和五大行星（合称“七曜”）运行规程时，屡算不对，成公兴上前指导，使其“俄然便决”。寇谦之大为叹服，欲拜其为师，但成公兴反而要求拜寇谦之为师，最终以弟子身份留在寇谦之身边。

陈寅恪先生认为“此节为吾国接受外来学说及技术之一重公案”。他通过考证指出，成公兴与当时的佛教徒有密切关系，他所传授的算法可能包含印度传入的“新盖天说”，这比中国传统的《周髀》算法更为先进。这一东西方数学知识的交融，通过成公兴这样的中介人物，悄然改变着中国数学发展的轨迹。

除了数学方面的卓越才能，成公兴还精于医药知识。他带领寇谦之入华山、嵩山修道期间，亲自采药并让寇谦之服用，使其服用后不再饥饿。这一记载虽然带有传说色彩，但反映了成公兴在药物学方面的造诣。

在嵩山修道期间，成公兴曾以毒蛇、虿蝎等“毒虫臭恶之物”作为药物试探寇谦之，后者因恐惧而不敢服用。成公兴因此叹息道：“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这一轶事不仅展现了当时道士进行药物实验的勇气，也暗示了成公兴对药物性质的深入了解。

成公兴的医药知识可能也与佛教传入的印度医学有关。陈寅恪认为，成公兴介绍的昙影、法穆等佛教僧侣，不仅传授算学，也传授医学知识。这种中外医药知识的融合，通过成公兴传给了寇谦之，后来被应用于道教的修炼与改革实践中。

成公兴对中国道教发展的最大影响，在于他是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关键引路人。寇谦之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而成公兴对他有过至关重要的影响。

成公兴建议寇谦之随其隐遁深山，二人先至华山，后转至嵩山，选定石室居住修炼。七年间，成公兴将修炼秘诀悉数传授给寇谦之。这一时期的隐修经历，为寇谦之后来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实践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成公兴传授给寇谦之的新知识不仅限于传统的道教修炼方法，还包含了来自佛教的先进科学知识和律学思想。陈寅恪指出：“吾国道教虽起初原为本土之产物，而其后逐渐接受模袭外来输入之学说技术，变易演进，遂成为一庞大复杂之混合体。综观二千年来道教之发展史，每一次之改革，必受一种外来学说之激刺，而所受外来之学说，要以佛教为主”。

在成公兴的指导下，寇谦之成功改革了天师道，提出以封建“礼度”为主要内容、以礼拜炼丹为主要形式的教义，宣传“佐国扶民”思想。这一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得到北魏太武帝的支持，寇谦之本人也成为天师兼国师。道教由此在北魏盛极一时，成为与佛教并列的重要宗教力量。